多年的新闻工作，使得这位记者接触到很多土地违法案件：“我们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必然要伴随着大块农用地转变为工业、城镇建设用地。谁控制土地谁就控制财富。企业和 强势人物圈占土地后等着升值。如果土地真正进入市场，他们就不会圈占。就是因为政府规定的土地价格两三万元一亩，升值空间巨大，才会竞相圈占。如果土地价格是市场价格，七八十万元一亩，谁还圈占？国家没有给出土地的指导价格。”

    根据2001年~2005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中的数据，中国人民大学程漱兰教授计算出了2001年~2005年间全国土地违法案件的处理力度：每一起土地违法案件，平均收缴罚款0．5万~2.7万元、收缴土地约1亩，每百件土地违法案件党纪政纪处分约1人，每千件土地违法案件追究刑事责任约1人。

    “这就等于传达出一个信号：土地违法，平均只有百分之一的党纪政纪查处可能、千分之一的刑事追究可能；只要支付每件一两万元的罚款、并可能被收缴一亩左右土地。而土地违法的好处，以北谷里村77.74亩耕地的违法征地案为例，仅向国家就少支付140万元，向农民就拖欠200万元，而且不会被收缴闲置耕地。”她说。

    程教授认为，早在2000年3月出台的《监察部国土部关于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行政处分暂行办法》，就明确了所有土地违规行为的直至开除的各种处分，只不过完全未能体现在国土资源管理的现实中。

    甚至在2006年夏季的新一轮土地违法案件查处高潮中，国土资源部仍然与国务院不同调，以“查处”“新的”，来放过“旧的”——

    《落实中央领导重要批示，继续深入贯彻〈决定〉，国土资源部监察部联合行动，违法用地情况检查即将展开》称，“要重点检查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以来的土地违法问题以及相关责任人的处理情况。”而3天后国土资源部的《关于严明法纪坚决制止土地违法的紧急通知》（国土资电发〔2006〕22号）称，“重点是对《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下发后发生的各类违法违规用地的清理。对2005年1月1日以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用地要逐一登记造册，于6月底以前报部，部将组织核查。对2005年1月1日以来市、县用地的情况，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逐一核查，发现违法批地、用地的要认真整改，严肃处理。部将组织抽查。”

    上述不同的“以来”，对北谷里村民土地被违法占用的查处完全不同。土地市场治理整顿起自2003年2月，北谷里村民土地被占发生于后，而2005年1月1日“以来”的土地案件，北谷里村民土地被违法占用就不需“逐一核查”、“严肃处理”了，至于部的“抽查”当然就更不可能了。

    到底应该“重点查处”哪一个“以来”？

    “不惩前，何以毖后？”程漱兰教授说，之所以有国务院2004年28号文件，正是因为自2003年以来出现了如新泰那样的肆无忌惮的土地违法高潮。监察部“重点检查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以来的土地违法问题以及相关责任人的处理情况”，与28号文件一致。而国土资源部重点查处28号文件下发“以来”，甚至2005年初“以来”的案件，实际否定了28号文件。要是由于疯狂的土地违法引发新一轮紧急查处，而每一轮土地查处，均将查处日期更新一次，“既往不咎”，这与其说是“查处”一批，不如说是“赦免”一批。这才有前赴后继的土地违法。

    “我们不缺管理部门，也不缺法律和政策，为什么每一个环节都失去了作用？”程漱兰痛心疾首。

    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说过两个百分比的数字，一是非法占地的案件，占所有案件宗数的80％，非法批地的案件占20％。二是从涉及违法的用地面积来看，非法批地的案件，占用涉及土地面积的80％，主要是地方政府和涉及政府为违法主体的案件，用地面积为80％，以公民、个人或企业违法占地的面积是20％。程教授认为，“这才是‘百日行动’没有成效的真正原因。”

    “百日行动式的‘自查自纠’已经重复多次，从上至下的‘风暴’也一刮再刮，然而屡犯屡反，屡反屡犯。这意味着，除了‘自查自纠’、‘自上而下’的查处外，还需要其他思路。最有效的当属让被侵占农民发挥‘自下而上’的监督作用。”

    程漱兰认为，要确保被侵占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需要公共信息公开。比如，每个地方的基本农田到底在什么地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如何，每次卫星图片土地执法检查结果如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