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青年刘攀到北京做了两个月保安，没有领到工钱，在火车站得到好心人的资助，买了一张到郑州的火车票。到了郑州之后，他扒上一趟列车下 的制动杆准备回家，趴在上面被冻僵，幸而在洛阳火车站被执勤民警发现，得到民警帮助坐进了车厢。（据《大河报》报道）这则新闻既让人感慨底层民众的生存艰辛，也引发了是什么逼迫这个年轻人铤而走险的追问。

    回家的路千条万条，但是这位青年选择了火车底下的制动杆。这条路不仅艰难、寒冷，而且九死一生。他为什么选择这条路？因为他身无分文。一个身无分文的青年男子该怎么办？网民议论说，这个小伙子人品不错，他劳动没有回报，生活没有着落，却也不偷不抢，而是选择扒火车。这些议论让人心有余悸，因为它暗含着这样的逻辑：要么让别人处于危险境地，要么就让自己生死难测。

    我想起一个朋友年轻时的一次经历：他在广州丢失了所有钱财，遇到一个老乡，老乡在请他吃了一顿饭之后，送他一把菜刀，说：我没有更多可以帮助你的了，去火车站吧。这个朋友最后放弃了这个行为，但他了解到有人在此情景中作出过这种选择。

    刘攀最后得到了实质的帮助,他还比较幸运。客观上，我们这个社会是可以给穷人一些帮助的，但是他们必须进行极端的表演，才能等到救助的出现。有多少人，无数次向社会伸出援手，但是社会抛弃了他们。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援手出现时，不少人却无力抓住机会了。

    和很多人一样，刘攀也同样一命悬空，直到民警巡查时被救助。假如他没有趴在制动杆上，而是一个逃票的乘客，那么他可能会被赶下车去，直到找个什么奇怪的地方趴着，直到冻僵了，才能看到曙光，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如果只有极端状态下，只有新闻报道有价值时，穷人才能得到救助，那么穷人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学会表演贫困，吸引眼球。但是真正的穷人是那些普通的穷人，他们穷得连表演的才能都没有。对他们来说，社会应该提供有效的常规救济体系。

    极端表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让穷人放弃尊严的一种做法。一个人不是逼到了绝境，是很难做出极端选择的。甚至像刘攀那样自尊心过度敏感的人，到了绝境也不愿抹下面子。这些人不应该被社会抛弃，而应该同样成为正常社会的一员。一个被抛离常规社会的人，自己面临崩溃的危险，社会也受到他的威胁。

    如今，我们总是在讨论多收的万亿税金怎么花费，也能看到腐败官员动辄贪污千百万，也总是发现穷人到了绝境还是没有援手伸出，那么我们应该认真考虑常规救济体系了。

    说起来我们也有不少的救助站，但是一些救助站的官僚作风和繁琐的手续，不仅不能为刘攀这样陷入困境的人提供帮助，而且没有彻底摆脱收容审查制度留下的阴影。如果去救助站遭遇的麻烦跟极端表演差不多，他为什么不选择后者呢？这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常规救济。（长平 《南都周刊》副主编）